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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研究|汉代葬俗理性因素探析 ——“事死如生”的背后
发布时间:2020-5-14 9:43:28                  点击次数:153

      作者简介 

      赵敏(1968-),徐州博物馆藏品部,馆员

      主要研究方向:文物研究

      有汉一代,盛行祖先崇拜,迷信鬼神,表现在葬俗上,就是“事死如生”,认为凡生人所需之,死后亦需之,折射出汉代人对死的重视和浓重的迷信,后代研究者对此思想也多有深入细致的论述,但是透过“事死如生”的表面,我们还看到汉代葬俗中理性因素以不同形式若隐若现地有所发展,金春峰先生对汉代社会思想的发展曾作过这样的比喻:“正如两股道上跑的马车一样,当一方面倾斜的太厉害,有翻车的危险时,人们就会自发地向另一方倾斜,以寻求安全与出路。”汉代葬俗发展也是如此,当“事死如生”的葬俗盛行,影响社会正常发展的时候,无论是上层统治阶级还是下层士人都会对此作出理性的思考,在死亡来临时也会采取异于流俗的方式,表现出高度的自 觉。鉴于此,笔者拟分不同人群对汉代葬俗中理性因素进行梳理,并就汉代理性因素产生、发展情况作一初步探讨,以求证历史之原貌。

      首先我们来看统治阶级上层葬俗理性因素表现状况。作为占主导地位的阶层,他们言行举止无疑大大影响整个社会生活。以“文景之治”在历史上留下美名的汉文帝,从史书记载来看,这位克俭克勤的皇帝,简直又有点多愁善感,当他前呼后拥经过霸陵时,想到自己千古后事,竟“倚瑟而歌,意惨凄悲怀。”然而,正是这样一位皇帝,居然在其遗诏中宣布废除丧事中繁蓐礼节,主张一切从简,他以一个帝王身份提出如此主张,确实是难能可贵。从孝文皇帝认识到死亡物之大化,到要求自身葬式一切从简,可以说,这个文弱的皇帝比起“开边不已”的汉武帝毫不逊色,他向前迈出大胆的一步,这是历史上统治者本人第一次自发要求从简安葬,其积极意义应该是肯定的。作为首倡用理性目光自觉审视身后葬事的文帝,在历史上并非没有知音,一直到东汉,尚有许多当朝帝王认识到厚葬之危害,多次下令予以禁止。这说明汉代统治者中对葬俗的理性认识一直存在,只是没有成为主流而已。检阅当时的历史现实,可以看出这种思想的出现并非偶然。秦未汉初,天下大乱之际,诸国王陵被盗者无数,如此悚目惊心、层出不穷的盗发现象,简直是“以宝玉收,譬之犹暴骸中原也”的绝妙注脚,不能不引起帝王们作出理性的思考,诏书中出现“以俭安葬”的论调也就不足为奇了。

      再者,统治阶级中的知识分子则更为理智,在葬俗方面的思考已表现出唯物主义的倾向。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刘向在他的一篇疏谏中,引古证今,正反对比,进一步阐释了“以俭安葬”思想,大大丰富了文帝的理论。贡禹更是从国家社稷出发,认为太多修墓匠徒,常年累月野外作业,造成“内多怨女,外多旷夫”的局面,是不利于社会安定的,并且愤怒谴责当时的奢侈之风。可以看出,作为统治阶级中清醒的一群,极力挽救世风,即使作用不明显,但是在汉代葬俗中已表现出强烈的理性因素。

其次,来看一下生活在社会底层——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民大众,在他们那儿是否是一味“事死如生”呢?翻阅历史,答案是否定的。一般平民百姓,平日里生都不易,死后又哪里顾得上履行如此隆重的葬礼呢?再者由于地主阶级兼并,贫富分化的加剧,就会出现“贫者无立锥之地,富者田连阡陌”的局面。所以流行于统治阶级上层的“事死如生”的观念,即使影响到民间,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也无法实行,不过是“富贵办棺木,贫穷席里裹”罢了。因此,我们认为汉代葬俗中“事死如生”的思想在下层百姓中间并没有多少市场。

      假若统治阶级上层在葬俗方面是以节俭形式表现出理性因素,尚含有为国家社稷考虑的话,那么到了两汉士人这儿,则完全是由于生命意识的觉醒,更多表现为心理上的自觉追求。检阅汉代士人言谈举止,可以看出他们已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觉醒,士人们开始把对社会关注的目光更多转向对自身命运的思考。而且,汉代黄老思想盛行,这也在读书人的头脑里打下深深的烙印,因此士人对于生与死的问题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在葬俗上也就表现出更为强烈的理性因素。

      随着士人主体意识的觉醒,作为两汉精神世界主体的士人,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形象表达了对死亡的觉悟,完全把死亡视作一种新的归宿,在死生问题上的神秘面纱已被彻底掀开了,至此“事死如生”走出神话的迷宫。由于清醒认识到死的虚幻,使得汉代士人在葬俗上表现出异乎常人的理性。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随处可以抬出一个个活生生的例子。反对“事死如生”,主张顺应自然,不能不提一下杨王孙其人,他可是两千多年来一位难得的明白人,他对死的理解可谓精僻,在葬俗上革新可谓彻底,他临死前遗嘱中对灵魄的不灭之说全盘否定,并愤怒谴责当时的流俗,发出强烈的呼吁:“于戏,吾不为也。”充分体现了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思想境界,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实是不多见,他开启了汉代士人反对“事死如生”的先河,查阅典藉,步其后尘者亦不乏其人。这批清醒的知识分子,用理性的目光审视葬俗,对生与死看得十分透彻,均要求死后从简安葬,与那些殚精竭虑为自己死后安排墓穴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他们已深深知道,人总是要死的,死即是了,死后回归自然即是人的最高境界。以上事实表明在两汉葬俗中理性因素已形成一股洪流,有力地冲击当时社会风气。

       与此相呼应,善于思辨的思想者在思想领域也擎起批判的大旗,猛烈攻击葬俗之流蔽,如王符、崔寔对当时流俗予以愤怒谴责,其思想进步意义是不言自明的。最后,唯物论之集大成者王充依据他的形神论对社会上盛行的厚葬和长生不死的思想进行彻底的清算,他还把生和死、始和终等对立物联系起来考察,提出具有辩证性的观点,吹响了无神论的嘹亮号角,至此,汉代葬俗中理性因素终于由涓涓细流汇成汪洋大河,汨汨滔滔奔涌向前,直接开启魏晋薄葬之风源。

      本文由作者据原文精简,原文刊登于《淮海文博》(第1辑),科学出版社,2018年


      《淮海文博》是徐州博物馆主办的学术性系列丛书,是打造淮海经济区“科教文化中心”的重要载体。徐州两汉文化资源丰富、汉代历史文化研究成果丰硕,该丛书立足徐州,面向全国,重点关注淮海经济区文博工作的新发现新成果,通过挖掘本地区丰富的历史资源和人文内涵,推出具有前瞻性、指导性的学术精品,实现从文化传播到文化创造、从文化选择到文化建构的双重超越,从而促进淮海经济区文博行业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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